一封遗信何以被埋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廊柱里

　　2024年是英国国家美术馆诞辰200周年，在美术馆庆祝周年纪念的年份，一件意想不到的“文物”近日在馆内被发现。一封英国国家美术馆赞助人约翰•盛伯理爵士（John Sainsbury）写于30多年前的遗信，在美术馆翻修时，被发现埋藏于盛伯理之翼（Sainsbury Wing）门厅的廊柱内。在这封写于1990年的信件中，约翰•盛伯理表达了他对由其出资建设的美术馆门厅设计的强烈不满，但他本人从未对外透露过这封信的存在，直到33年后美术馆翻修时，这封信才被曝光。

　　鉴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为英国国家美术馆赞助巨额资金的约翰•盛伯理，没能阻止“难看的柱子”拔地而起，但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将表达不满的信件埋藏在他讨厌的廊柱内，静待廊柱被拆除的那一天，再将他的真实心声大白于天下。这份被延迟的控诉，以优雅的方式再次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重新带到世人面前：当赞助者品味与艺术家审美冲突时，该如何解决？

　　1991年，英国国家美术馆新空间盛伯理之翼正式对外开放，专门收藏文艺复兴时期早期油画。这座收藏空间由约翰•盛伯理爵士和他的兄弟们出资。盛伯理家族持有英国著名超市连锁品牌森斯伯瑞超市集团，据报道，盛伯理家族为英国国家美术馆赞助了上千万英镑，作为回报，美术馆为赞助人提供了冠名权，新空间被命名为盛伯理之翼。1990年，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斯· 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共同设计了这座美术馆新空间，但赞助人约翰•盛伯理爵士从未喜欢过他们的设计。“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请一定要拆掉门厅中那些丑陋的柱子，”约翰•盛伯理在遗信中写道，“如果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拆掉这些毫无必要的设计，这座建筑的赞助人之一将为此感到无上欣喜。”

　　罗伯特·文丘里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以他独特的建筑哲学闻名。他一改建筑师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观点，提出“少即是无聊”（Less is Bore），认为建筑不应只遵循人类理性认知的“化繁为简”需求，而应打破刻板，将世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拉回视野中，进而提出“混乱的活力”概念。在他的建筑学著作《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中，他提到：“建筑的两者兼顾，胜过非此即彼。喜欢黑白灰，而不是非黑即白。一座出色的建筑应具备多层含义和组合焦点。”

　　图2 罗伯特·文丘里的建筑学理论《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伯特·文丘里与妻子斯科特·布朗将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贯彻在英国国家美术馆新空间的设计中。他们将盛伯理之翼保守而压缩式的门厅和走廊，与娱乐创意相结合，形成地窖式结构的“混乱的活力”。“在参观者走入敞亮的美术馆前，与他们的知觉进行趣味互动”，斯科特·布朗如是描述他们的设计理念。

　　图3 盛伯理之翼设计师罗伯特·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夫妇 图：the thread

　　但约翰•盛伯理爵士对这种“混乱的活力”并不满意。他认为那些多余的柱子会误导参观者，阻挡他们的视线。但作为赞助人的约翰•盛伯理爵士的意见并未获得采纳，时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的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站在了建筑师一方，“为了平衡，我认为还是应该尊重建筑师的理念。”

　　约翰•盛伯理爵士的遗信，是关于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又一个新争议。关于这座美术馆设计方案的争议，从美术馆诞生之日就开始了。

　　英国国家美术馆是英国公益和慈善性文化单位，归属于英国政府教育、媒体与体育部，藏品属于英国政府和民众，对外免费开放参观。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美术馆的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藏品，不是国有化后的皇室或贵族私藏，它的所有收藏都是代表纳税人的英国政府的选择，馆内的艺术品、设计和建筑，代表了英国公众利益和公共审美。

　　1824年，英国政府从银行家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John Julius Angerstein)的继承人处购买了38幅画作，作为美术馆首批藏品，此后陆续通过私人捐赠形式收入藏品，构成了约2300件规模的收藏，其中2/3的藏品都是私人捐赠。尽管收藏规模小于其他同类欧洲国家美术馆，但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藏品涵盖范围广泛，通过百科全书式的珍品，启发民众心智，陶冶公众情操。

　　英国国家美术馆不是特权阶层品味的专属，而是平民和普通人对艺术的民主参与。因而，这座代表英国公众文化与大众审美精神的艺术机构，因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一直被公众密切关注监督。美术馆的主建筑由英国建筑师威廉·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于1832-1838年设计，批评家认为，这座建筑在设计上有显著弱点，空间过于狭小，不足以容纳艺术品收藏。1897年，伦敦泰特美术馆的成立，就是为了弥补国家美术馆的空间不足问题。

　　但关于扩充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提议，直到20世纪中叶才提上章程。1958年，英国政府计划将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旁的一小块土地用以扩充国家美术馆空间。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这块美术馆空间的设计方案可谓一波三折，一改再改。1982年，第一版设计方案被英国王室否决，彼时的威尔士王储查尔斯王子描述设计方案为：“仿佛看到我优雅的老友脸上，突然长出一道丑陋的毒疮”，方案因此被撤销，项目陷入停滞。

　　几年后，盛伯理家族成为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赞助人，美术馆新空间的建设工作重新开始，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的设计方案在第二轮招标时中标。

　　尽管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改造由盛伯理家族的私有资金出资，但仍隶属公益文化单位。美术馆的公共慈善性，与其资金来源的私有性，构成一对模棱两可的天然矛盾体。

　　出资人盛伯理爵士认为美术馆的设计是“误导和阻碍大众欣赏艺术”。作为投资人的盛伯理爵士，自然关心他的每一分资本是否花在了他满意的地方，能否带来回报，即使回报是“冠名权”和“名誉”这样的无形资产；而设计者文丘里夫妇是以建筑哲学闻名的建筑界领袖人物，秉持浓厚的自由主义设计原则，对吸收装饰元素丰富建筑的审美与娱乐性非常坚持，认为他们的设计是“与大众趣味互动”；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所有者——英国政府，则承担公共艺术工程建设和接受公众监督的责任。三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点既分歧又重合，互相制衡。

　　图7 建筑师文丘里（左）与赞助人约翰•盛伯理爵士（右）在沙盘模型前合影图：英国国家美术馆

　　没有人知道在定夺设计方案时，约翰•盛伯理爵士与设计方产生了多少争执。又或者，与他产生争执的，究竟是不是设计方文丘里夫妇？关于“丑陋的柱子”的争论，又是否仅是审美问题？这项高达上千万英镑的公共工程，必然成为各利益方博弈和角逐的场域，除了赞助人、建筑师和美术馆外，还有招标方、施工方、验收方和英国皇室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1982年的第一轮竞标中，正是时任威尔士王储、现任英国国王的查尔斯，推翻了原已中标的建筑公司ABK的设计方案，此后文丘里夫妇才有机会加入竞标角逐。盛伯理之翼的最终建设方案，不仅仅关乎公共审美，也是最便于各方分配与平衡利益的折中解决办法。

　　在艺术界，赞助人往往具有很大话语权，即便艺术界存在的一条规则是——艺术本身最重要。文化社会学家萨拉•桑顿在著作《艺术世界里的七天》中写道：“在艺术界，最难达到的是成功的艺术家，或者叫做可信的艺术家的位置，但主宰艺术界的却是交易商。他们支配、引导着其他角色，控制他们的步伐。”

　　盛伯理爵士信件被发现的两个月前，还发生了另一件艺术赞助人表达不满的事件，凸显了赞助人在文化界呼风唤雨的威力。2024年6月，资产管理巨头柏基投资（Baillie Gifford）取消了对英国全部文学节的赞助，理由是这些文学节要求其承担环保责任、取消油气行业投资。失去冠名权对大资本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深刻依赖赞助人的文化界却面临尴尬，而赞助人依旧在环保问题上我行我素，不受文化界压力影响。

　　图8 英国国家美术馆盛伯理之翼以收藏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闻名 图：ArchDaily

　　与财大气粗的柏基投资相比，同样贵为大金主的约翰•盛伯理爵士却“满腹委屈”。从这封三十多年前的信件看，盛伯理爵士在定夺设计方案时没有多少话语权，更像个被不公对待、迫于各方压力妥协的弱者。这也为往往对资本马首是瞻的艺术界，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案例：在公共美术馆，赞助人可能是弱势方。

　　历史的进展也一度与盛伯理爵士的设想背道而驰。英国国家美术馆盛伯理之翼曾长期被作为英国后现代主义伟大建筑受到赞扬，即使到2019年，即这座建筑诞生28年后，建筑师文丘里夫妇还因这件作品获得美国建筑学院二十五年奖（AIA 25 Year Award），奖项赞扬美术馆是“经得起25-35年的历史检验，并继续因其设计和重要性，为卓越的建筑制定标准。”

　　但奖项颁发三年后，经得起“25-35年历史检验”的说法被推翻。2022年，英国国家美术馆决定对盛伯理之翼重新翻修。美术馆新任馆长加布里尔·菲纳尔迪（Gabriele Finaldi）认为文丘里夫妇设计的低气压地窖式门厅是个“沉重的灰色建筑”，门厅入口过小，增加了美术馆的安保压力，已难以应付美术馆每年600万参观者的数量。他的看法与盛伯理爵士相似：“文丘里夫妇的设计对现代参观者并不友好”。

　　图9 新任英国国家美术馆翻修工程建筑师安娜贝尔·塞尔多夫 图：Brigitte Lacombe

　　这回中标翻修工程的，仍是美国建筑师。来自纽约的建筑师安娜贝尔·塞尔多夫（Annabelle Selldorf）以设计私营画廊和收藏空间闻名，她提议将地窖式屋顶打开，将灰暗的玻璃用更明亮的材料替换，创造更多空间，将光线引入美术馆室内，带来一座更加慷慨包容的公共艺术场所。

　　1990年的盛伯理爵士，尽管没有自媒体和社交网络可用来快速表达心声，但以他的地位仍然很容易通过报纸发表不满。他选择不公开表达质疑，而用一封隐藏的信件记录不满，今天看来，手法可谓周全而高明：若盛伯理之翼经得起历史检验，恒久流传，这将是赞助人的“自我保护”，将他与主流不符的观点掩盖，只留下伟大赞助人的光辉形象；若盛伯理之翼被历史遗弃，这将是赞助人的“自我褒奖”，在建筑被毁灭的一刻，他的先见之明将大白于天下，留下他先知般的预见性和穿透时间的审美力。无论哪种方式，盛伯理爵士都能从中获益，这是艺术赞助人的智慧与精妙之处。

　　图10 199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英国国家美术馆盛伯理之翼揭幕式上 图：英国国家美术馆

　　英国国家美术馆宣布翻修的2022年，盛伯理爵士也走到了生命尽头。美术馆的改造工程还在进行中，预计2025年完工，不能确定最后的成果能否符合盛伯理爵士当年的理想，但新任建筑师塞尔多夫拆掉廊柱的做法，或许能让远在天堂的盛伯理爵士欣慰一笑。这也间接证明，赞助人对拆除门厅廊柱的主张，获得了美术馆和建筑师的认可，即使这份认可已迟到了33年。

　　公共美术机构，往往是平衡强势赞助人和弱势艺术家的缓冲剂。它终结了艺术在自由市场上的无限起伏和资本追逐，将艺术从市场上清空退出，变成公益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公立美术馆受到国家政府机构左右，变成了另一种大政府式文化介入，将艺术和资本让位于以公共性为名的新权力。而每种审美所反映的各方势力均衡，会随时代变迁，逐渐显现出不同于其最初设想的新面目。盛伯理爵士对意见分歧采取的幽默而优雅的处理方式，或许将给更多艺术投资人和赞助者予以启发，即不要公开表达喜恶，也不草率干预创作进度，而是将自己制作成一颗“时间胶囊”抛入时空的大海中，等待胶囊自动开裂的那一天。